张包子俊曾经说过, 自己集邮“ 原是遣兴而发,” 不想成名成家。他对邮票, 既不重金搜求, 亦不居为奇货。他不只因为自己集到邮票而高兴, 更因大家都集到邮票而快乐。
集邮家邵林对张包子俊的集邮收藏与研究作过这样的评述:
“他的集邮范围很广, 对各种邮品都感兴趣, 且喜探索研究, 所以在集邮活动中不乏创见。在我国早期票方面, 尤有精湛的研究, 论著散见于各邮刊。他对普通票的细分, 并不逊于后来钟笑炉的周到, 对某些伪票的鉴别, 也有独特的本领。早时, 我国集邮界尚未注重邮戳和实寄封, 他就大力提倡制作首日封和首航封, 只要有机会, 他还热心为邮支代办。1929年间, 杭州举行盛大的西湖博览会, 场内设临时邮局, 镌纪念邮戳。当时发行两套新邮票, 他购买和销售达五六百套之多。1932 年飞机首航新疆, 他事先委托乌鲁木齐邮局代发首航封, 得到了最初贴用普通票的首航封和后来贴用木戳加盖改作航空票的实寄封, 成为较早记录航空邮票史和新疆邮票史的珍贵资料。” ( 《集邮》1982 年第11 期)
张包子俊随父亲去上海第一次购到大量的外邮袋票后, 非常兴奋, 雄心勃勃, 想把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邮票都收集起来。他购买了地图和邮票图鉴作参考。经过一段时间努力, 他收集到三大厚册邮票, 其中欧洲、美洲各一册, 其他洲一册。以后他选择重点集苏联和日本邮票, 因为这两个国家邮票价格比较便宜, 邮商供应的品种也较多。十多年后, 他集全了1921—1937 年的苏联邮票。抗日战争爆发后, 国仇家恨使张包子俊毅然放弃了收集日本邮票, 不顾己遭到很大损失, 仍坚持收集苏联邮票。
为了收集苏联早期契略斯金探险邮票, 张包子俊跑遍了当时上海五家邮票商店。上海的俄国籍邮商罗门帮助他补充了许多苏联邮票, 张包子俊终于集齐了1921—1948 年的苏联邮票,组成《苏联邮票集》。1950 年, 张包子俊为了表达对中苏友谊的美好祝愿, 将这部邮集通过民主建国会捐献给浙江中苏友好协会。1955 年, 张包子俊得知浙江博物馆藏品中没有伪满洲国邮票, 就将自己收集的《伪满洲国邮票全集》捐献给博物馆。这两次捐献都没有举行捐献仪式或嘉奖, 但是, 张包子俊认为邮集捐献给需要的单位是最好的去处。
随着对集邮深入的理解, 张包子俊逐渐把收集与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邮票, 清代、民国邮票、伪政权邮票、各类封片戳和集邮书刊等均广为收集。日寇侵华时, 他的邮票和资料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避难上海业邮时期, 又出售了一些。抗战胜利后, 张包子俊重新充实自己的邮票, 从这时起, 他特别重视收集解放区邮票。早年, 他对苏区邮票曾有过一次意外的接触。
1931 年, 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凌能夏, 介绍几位准备奔赴江西苏区的同学经过杭州时找张包子俊, 关照住在清泰第二旅馆。张包子俊请他们到了苏区以后, 如果有邮票发行寄些给他。事隔二三年, 一天张包子俊接到一封平信, 信封上贴着三枚“ 湘赣边省赤色邮票”, 用红色邮戳销印, 另有一个黑色邮戳。虽无中华邮政邮票, 也未罚欠资。寄信人未写姓名地址, 信封上只写“ 内详” 二字, 信纸上也只有“ 寄上发售的邮票, 请惠收” 等语, 亦未具名。张包子俊想肯定是那几名南京同学寄来的。
在当时国民党大举围剿的环境下, 这封贴着苏区邮票的信件竟能畅通无阻地寄到杭州, 这本身就是风险极大, 非常难得的事。信内寄来苏区这种邮票一分一全张, 二分一个大方连。张包子俊第一次见到苏区邮票, 真是喜出望外, 爱不释手。当时他不以之轻易示人, 也不能说明来源。
以后, 张包子俊把这些邮票慢慢地分给新光邮票会几位邮友, 如杭州青年会的伍立夫、李弗如、陈念祖, 邮局的蒋伯埙、潘侠游等人。青年会总干事美国人狄尔耐坚持要求把这个实寄封换给他, 张包子俊当时贸然应允, 至今懊悔莫及。
张包子俊主张集邮不必信从变体, 他认为“ 若舍正票而争奇特, 是犹不趋坦途而入荆棘之地, 其结果未有不遭失败者。”他不赞成专门去收集变体邮票, 积极提倡收集实寄封片, 这些见解在当时是比较难得的。
1951 年, 张包子俊在《自我批评》一文中对自己的集邮有如下生动叙述:
“ 我的集邮一向来是无计划、无组织地搞着, 古邮票想要, 新邮票也想要, 外国邮票要, 中国邮票更要。明信片、纪念戳、实寄封都想保留, 连航空签条也要备上一格, 正如封建主安排三宫六院似的。试想一个小资产的身份, 心理天天在动摇, 如此没有既定的主意地瞎搞, 哪里会有多大收获? 不懂集邮的人,还要问我‘ 已搜集了多少种?’ 可怜我为了这句光荣的话, 又每月数着贴外国票的大簿子, 好像我的集邮是为了解决人家的问题。”“看起来, 老一辈的邮人中, 最不成功的恐怕只有我了。”
张包子俊对自己的集邮得失成败进行剖析, 引出的经验教训之一是, 要专心朝着一个目标去搞, 有所取舍, 才能获得突出成绩。
文章不错，点个赞吧
565